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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国对外投资的困境及应对

发布时间:2021-01-21 03:51:04 阅读: 来源:棉签包装机厂家

对外投资遇阻的原因及影响

记者:您怎么评价此番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打击行动?这可否视为当前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美国出台的一项保护措施?

向松祚:此次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对华为、中兴在美业务的调查非同寻常,与一般所谓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不同。因为它针对的是华为和中兴在美国的业务,与针对我国光伏企业、轮胎企业和其他出口行业的“双反调查”和贸易特保措施有着根本不同,与美国大选也扯不上关系,因为此次调查是国会情报委员会所为,不是白宫所为。全球许多媒体都在评论这件事,似乎都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背景相当复杂,有些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一个解释是思科等华为和中兴的美国竞争对手游说国会议员,遏制华为和中兴,此说有一定道理,我们都知道美国华盛顿有庞大游说队伍,据说高达2.5万人专门负责游说国会议员。不过我以为美国遏制我国高科技企业扩大美国业务,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主要是美国国家经济战略的考量。美国虽然号称信奉自由竞争和贸易投资开发,然而,如果国外产业和企业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巨大威胁之时,美国就会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反击和制裁。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企业,对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企业也一样。遏制和制裁也并不局限在制造业领域,金融、贸易、文化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与欧洲斗,80-90年代主要与日本斗,新世纪之后矛头对准中国。美国对外经济战略是一整套系统,需要认真分析和对待。

其二,美国对待国外在美投资有很多法律限制和非法律上的隐形限制。一般而言,美国不鼓励甚至限制海外资金投资战略产业,尤其是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高科技企业,美国担心海外投资会导致技术外泄,千方百计维持战略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是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所以美国一直对高科技出口非常慎重,当然对外国企业进军美国高科技领域亦保持高度警惕。华为和中兴在高科技通信领域的地位日益重要,自然成为美国遏制的目标。

其三,中美关系确实是有竞争有合作,是伙伴又是敌人或对手。历届美国政府都讲得很清楚,美国对中国是接触合作与遏制对抗并举。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崛起的核心领域,美国会采取非常措施来遏制甚至破坏。高科技、知识产权、金融货币、能源和战略资源、全球军事势力等等,都是美国特别在意的战略领域,她不能允许其他国家与他分庭抗礼,更不用说中国了。事实上,美国国会、政界、学界的许多精英并不真正希望中国崛起,何况美国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国家一直存有极大敌意。这次国会对华为中兴的调查中,国会议员甚至质问两家公司为什么会有党组织,自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恶意。

黄益平: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有疑虑。这实际上是思想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大家理性上觉得外国投资进来是有好处的,但是直观上又担心外国来抢自己的投资回报以及机会和资源。

相对来说中国更特殊一些,毕竟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太一样。中兴是国家控股的,华为是民营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华为的领导人跟政府关系紧密。中国企业的投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企业行为,多大程度上包含了政治动机,外国政府和企业对这个问题是有疑虑的。

此外,华为和中兴还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它们技术做得比较好,可能对美国国内的一些企业造成压力;另外这些产品牵涉到信息产业,可能存在信息安全的问题。

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从总体上看成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反应。但是美国对不同国家的企业反应也是不太一样的。中国独特的地方在于,第一,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大,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心态和对一个小国家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第二,它对中国企业是否有政治目的有担心,这涉及到信息安全的问题;最后,它对我们很多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可能有担忧。但是事情在现阶段发生,我觉得也有可能跟它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国内的政治压力比较大有关。

记者:美方对中国投资的阻挠,对于中国对美贸易、投资造成什么影响?

向松祚:国会情报委员会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有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国会调查报告尽管没有法律效力,可以影响舆论,可以迫使政府执行部门采取对我国企业不利的行政措施。由此就会影响我国对美投资的规模、领域和水平。如果中兴和华为在美业务和投资被遏制,其他行业的企业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我国企业对美国市场的扩张步伐会显著放缓,很难进入美国的主流市场。此外,美国的调查会给其他国家以借口,它们会采取类似措施来遏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事实上,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采取了敌意的限制行动。

黄益平:贸易方面现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虽然也会有些问题,但是贸易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提供国际普遍的规则框架。

但投资方面则没有这样的规则框架,中国作为正不断扩大对外投资的国家,在对美投资上碰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一些,包括政治、竞争、产品问题等。另外,对于国有企业的对美投资,对方会觉得我们国内金融体系抑制很严重,金融成本没有完全反映市场资金的成本,这样就相当于是不公平竞争。

不过至于此次事件对于对美投资究竟有什么影响,还很难说,实际上我们大部分案例还是被批准的,在美国、欧洲、澳洲都是这样。我觉得从总体上讲影响不大,但是有些投资者可能会变得更谨慎一些。

对公司本身的影响显然要超过对总体对外投资、贸易的影响。当然,华为也不是被全部排除在美国之外,它在美国其实已经有很多业务了,只是它的发展不能像设想和希望的那么顺畅了。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困境与出路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总体情况。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正面临怎样的困境?

向松祚:其一,我国对外投资总规模较小,目前只有数千亿美元,海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高达3.3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比较低,这与我国制造大国、贸易大国和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地位不相称。其二,我国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矿产、原材料和工程承包领域。其三,比较成规模的海外投资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其四,与劳务输出相关的投资占相当比重,我国在非洲、中亚、中东和拉美有许多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项目。其五,我国企业在全球主流跨国投资和跨国企业里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以跨国投资方式进行产业整合、占领产业高端、获取高端利润,我国企业还很少有成功案例。华为和中兴的投资属于这类产业高端投资。譬如华为收购3COM、摩托罗拉移动事业部,竞购2Wire、3Leaf公司等,正是希望占据产业高端,整合整个通信产业,却受到美国阻挠。其六,金融领域对外投资和走出去相对落后,才刚刚起步。金融企业没有走出去,已经严重制约其他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大体而言,我国对外投资仍然是规模小、水平低、分散、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形成网络协同效应、没有进入全球产业高端,处于初级起步阶段。

黄益平:中国对外投资的情况和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世界上大多数对外投资比较多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里有一个基本说法,就是穷国应该是进口资本,富国才应该出口资本。而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问的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对外投资?”我认为这和我们结构的扭曲有关系,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储蓄超过投资,有大量外汇积累。这些外汇积累原来都买了美国国债,现在觉得美国国债回报不是很好,就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这是大背景。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到海外做什么?”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大多数企业到国外都是去买资源,买技术,帮助他们的产品出口,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以对外投资、提高回报的程度。

记者: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制定海外投资战略?政府方面可以做些什么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向松祚:要真正鼓励和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有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走出去阻力太大,未来阻力会更大。民营企业走出去障碍小一些,不过我国民营企业总体规模还是太小,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当然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成功实现海外投资和经营,但毕竟规模小,难以进入全球产业高端。国有企业有资金实力走出去,却又面临多方面掣肘。除了其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敌意和限制之外,国有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也有许多制约走出去的弊端。

面向未来,我国政府要帮助企业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首先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国务院“新36条”,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这当然不仅是走出去的事情,国内长期经济增长也必须主要依靠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

其次是我国必须加强经济、金融和货币外交,加强资源和能源外交,建立全球信息和人才网络,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将经济、金融、货币等外交战略提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要深入研究国外投资法律及其动向,要鼓励和资助国内智库和大学对海外投资环境进行跟踪系统研究,为国家制定海外投资战略和政策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建议。

其三,我们需要调查引进外资的政策,必须要求外国政府对我国企业实施公平对等开放和国民待遇。要研究制定针对外国企业危害我国国家利益的制裁和遏制措施。譬如面对美国国会对华为和中兴的恶意调查,我们如何反制?需要从国际政治、战略和法律上深入研究,拿出切实的法律、法规和具体办法。

其四,尽快研究具体战略和政策,鼓励我国银行和金融企业走出去。未来10-15年,我国必须有几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服务网络。

黄益平:我们现在的企业到国际上可以站住脚的,其实就是两类。第一类是像华为这样,在全球有竞争优势,可以去占领市场的。另外一类是国内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甚至包括一些比较低端的,由于现在受到国内成本的影响,开始慢慢往外走。从企业本身发展方向来看,还是应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鼓励更多有好的对外投资回报的企业走出去,这样从长期来说更有持续性。

至于政府,首先应该减少国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比如复杂的审批程序,以及中小企业换汇难的问题等。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对方市场,以及在对方市场里应该怎么管理企业,比如不知道怎么跟工会、跟当地社区打交道等。政府以后应该更多地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企业了解对方的法律、社会、风俗和经济环境,然后让企业自己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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