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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贵以资本市场深层改革重建投资者信心【活动】

发布时间:2019-07-12 15:03:30 阅读: 来源:棉签包装机厂家

章玉贵:以资本市场深层改革重建投资者信心

业已启幕的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在着力清理资本市场的发展沉疴,整治增量改革负效应的同时,理应取得关键领域改革的突破;改革的目标应是重塑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范式,以重建投资者信心。鉴于此,监管层亟须破除深层改革遭遇的诸多阻力,并以前瞻性的机制设计与有效的监管执行,构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改革框架。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今年极有可能迎来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时间窗口。而备受关注的资本市场改革则早在去年底即开始见诸相关行动。郭树清在履新证监会主席时的第一句重量级讲话便是“对内幕交易零容忍”,随后连续祭出的监管利器,在某种程度上让市场看到了监管层下定决心清理既往发展沉疴的决心。  梳理一下最近一段时期证监会的相关整肃与改革举措,着力点主要在三个方面:新股发行改革、投资者保护以及证监会内部改革与行为边界的再定位。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姚刚副主席日前阐述的证监会九大工作重点,则是上述三大方面在操作层次的细化与落实。  不过,纲举才能目张。在中国资本市场既有的制度设计框架下,留给证监会改革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因与路径安排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或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无疑给监管层平添了难度。应当说,监管层这些年来着力构建市场平台和建立运行规则,初步建立了股市运作的基本制度框架。相关的改革措施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沪深股市十年零涨幅的尴尬现状表明:既有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已很难起到价格发现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地说,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也许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内生性的。因为当初的顶层设计有明显缺陷,所以监管本身的行为空间并不大,更何况这些年来监管本身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缺位与不足。  以国企为市场主要参与主体的沪深股市,之所以十年来难有突破性发展,原因尽管很多,但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或许与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不大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徘徊不无关系。先得承认,国企改革与运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棘手的难题。决策层当年试图通过搭建资本市场平台来倒逼国企公司治理制度与内控改革,尽管在今天看来未必是种优化的选择,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至少具有相当的工具价值。遗憾的是,在政府的卵翼下,本应作为市场主体的国企上市公司,并没有利用这个平台搭建一整套目标明确的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监督的权力制衡及保障机制,自觉接受市场监管,进而有效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从改革的动力来说,当年的改革者在分享到改革成果之后,不少人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改革意识大减甚至已成了下一步改革的阻力。而就中国的股市生态来说,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政策的执行,甚至可以预先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投资并获利。备受诟病的新股发行制度尽管经过了多次改革,但对稀缺资源配置权的把握的本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上下游利益链。而对于毫无话语权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只能任由宰割。  另一方面,中国迄今为止的股市监管依然具有较多的相机色彩。欧美市场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证明,政府的成熟监管是资本市场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其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以及配套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建立透明和有效的契约法及执法体系、良好的会计制度与惯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和可靠的支付与结算制度。而沪深股市迄今在制度建设方面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例如,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迟迟未能建立。退市制度,直到前几天,极为敏感的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执行才有了实质性动作,主板市场的退市制度则仍在研拟之中。另一方面,央行和证监会之间常有不协调的信息发出,加上践踏市场规则和违法乱纪行为屡屡发生,依法治市在短期内依然只是一种企盼。  因此,业已启幕的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在着力清理资本市场发展沉疴,整治增量改革负效应的同时,理应取得关键领域改革的突破;改革的目标应是重塑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范式,以重建投资者信心。鉴于此,监管层亟须破除深层改革遭遇的诸多阻力,并以前瞻性的机制设计与有效的监管执行,构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改革框架。  首先,中国迫切需要拿出像《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样的监管利器,以更强的制度约束清除资本市场的沉疴。对存量市场主体来说,除了退市这个硬约束之外,日常的基础性约束还应包括扩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范围,加大董事、高管人员的管理职责,改善上市公司内部监管环境,以及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制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的情况等等。此外,还应重视借助非市场力量制衡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的权力,以切实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其次,以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力求真正做到让市场来发现新股的真实价格,从准入门槛阶段消除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不妨说,这恐怕是证监会诸多改革中最棘手的环节之一。在此变革过程中,如何清除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特别是如何排除影响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进而合理界定监管部门与交易所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的职责划分和责任关系,是求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最后,应在厘定证监会行为边界的基础上,通过监管层内部治理的改革,借鉴国际同业的监管经验,纠正监管错位以及刻舟求剑的现象,构建高效的监管体系。层级更高的主管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尽快纠正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的功能错位问题,以期向市场监管轨道切换;同时必须明确各级监管机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树立监管权威,提高监管的要求和提示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水准和专业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亟须针对现行股市制度的漏洞,加强市场法治建设,消除市场的制度缺陷、结构缺陷和群体非理性行为。当然,更需要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通过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来稳定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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